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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地的构建》:国家的构建与腹地的坍塌

书名: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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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书名: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当彭慕兰在写作其博士论文时,一个现象吸引他注意。清末民国时期,山东西部地区银子与铜钱的比价,比起胶东半岛北部沿海地区要高,比起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更是高得吓人。同时,在鲁西内部济宁与临清之间,比价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按理说,济宁离长三角更近,且有着运河水运之利,本应该更低一些才对。而且,山东有些县相邻,也标出了极为不同的比价,这已经脱离了经济学的常规。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7年8月1日)

彭慕兰在调查之中,又发现了第二件引其深思的事情,那就是美棉的推广。北美棉花有着比当地棉花压倒性的优势,尤其适于黄河沙地生长,亩产量也高很多,同时其售价比起原棉也要高。当时有人估计,在收成好的年份,每亩收入将是原来的四倍。但奇怪地,在山东西部的推广却并不顺利,特别是在鲁西南,遭遇到激烈的抵制。

精装: 436页

何以如此?其中隐含着什么意义?彭慕兰将此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对此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了此书——《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853-1937)》。在书中,他通过大量的数据,以经济的视野,讲述了一个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构建过程中,由于重心的转移,而引致腹地的坍塌,最后导致社会失败的故事。

语种: 简体中文

彭慕兰通过此书及其之后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在美国学术界声名雀起,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我是先看了彭氏的《大分流》一书,然后再看了其这部成名作。尽管前者有着更宏观的视野,且名声更大,反响也更为热烈,但相比较而言,我却更喜欢这本《腹地的构建》。此书的分析很是扎实,尽管有很多枯燥的数字及图表,但却逻辑清晰,条分缕析,因此阅读起来并不艰深,且颇富启迪。

开本: 32

何谓腹地?应是针对沿海而言,尤其是针对港口而言。因此腹地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内地,是国土之内深入内地的区域。同时,也指的是中心或核心区域周边的地方,算是国之重地。彭慕兰《腹地的构建》所写的地区,他自己名之为“黄运”地区,即是黄河与运河交叉之地,具体来说,就是整个山东的西部,其描述的重点,即是济宁地区。在传统来看,这一地区皆具腹地的两重含义。

ISBN: 9787208144736

济宁自古即是中国的核心区域,其辖下
的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孟子、颜回及左丘明均生于此。这里也曾是黄河故道,历朝历代朝廷均投巨额治河资金于此,自然也就成为物资汇聚之地。大运河的开通,更让这里的商业繁盛一时。清末民国时期,随着中央政府视线外移,对于黄河治理的重视也大不如前,将治理的责任归到地方,意味着外来的资金也接近枯竭。同时,在19世纪末,由于大部分物资改为海运,维护费用高昂的大运河运输也告终止,这对于济宁这样地区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不仅没有了物流人聚所带来的繁荣,而且对外的交通也几近切断,本地原本需要外运来的物资也告紧缺。济宁也从国家的战略要地,变成了远离核心的边鄙之地。

1、费正清奖获奖作品,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彭慕兰成名之作。《腹地的构建》荣获1994年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该著作一上市就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学界内外一致好评。彭慕兰凭着扎实的历史素材、敏锐的研究视角,从社会、经济等方面全面论述1853-1937年这一时段黄运地区的风云变幻。

彭慕兰就是从这样一个区域入手,来观察近代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经济发展重心的选择与转移,及其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实质性影响,以及是如何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彭氏给予我们另外一个角度,一个非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出现的突变。

www.8455.com,2、2017年全新修订,精善呈现加州学派领军人研究心血。原译者马俊亚全新校译修订,内容更为精善,全面展示加州学派领军人学术风采。

从彭慕兰在《腹地的构建》中所分析的第一个例子,即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银贵铜贱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都做过非常深入的讨论,林满红的《银线》也专门探讨了银钱的比价。这一问题我们以前的历史研究有所忽略,而现在的研究则表明,银钱比价的波动,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所谓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这一点在历史中的体现,则是隐藏在政治军事及文化背景之后,静悄悄地进行着。但经济活动总会留下一堆堆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恰恰能够探索出迷雾后面的真实历史。

《腹地的构建》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黄河治理地方化与大运河停运之后,济宁及其周边地区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至少在经济与社会方面进入了沉寂期。据彭慕兰分析,从1933年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它们所消费的现代商品在山东排名最后,而其本土商品的输出也是最少的。这与同省的北部沿海地区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其实已经处于全国的经济体系之中。如果说济宁为主的鲁西南地区的经济与全国有什么关联,就在于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到东北务工者的汇款。尽管鲁西南在地理位置上距东北最远,但打工者却最多。

作者彭慕兰在书中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包括对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全面描述,同时将当时华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对比。他认为华北内陆在这段时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迹象。彭慕兰不仅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华北内陆生态群像,更是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分析了华北内陆衰败的原因。他指出,在国家退出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以及政策扶持沿海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时的华北内陆又遇上战乱和自然灾害,衰败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内陆腹地并非生来“落后”,这一局面更多地是由国家以及时局造成。

由于与外界甚少贸易关系,且缺乏外来的信贷,自然在银钱的比价上会有差异。但彭慕兰的探索并未止于此。因为按照经济学原理,经济繁荣地区的信贷会向落后地区流动,这种银钱之间的巨大利差,必然会吸引逐利的资金。彭却发现,像济宁这样并非很不安定也非土匪横行之地,却很难吸引到沿海地区的信贷。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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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根源在于各县地方主义的经济政策。当地县政府均在银钱上设定了自己的“市场比价”,为此在自己的边境及交通要地设点检查,以防止货币的流动,尤其是小面额银元及铜钱进出县境。而货币的短缺可以让地方发行自己的硬币与纸币,如此,百姓手中的财富就流入到县财政之中。在高昂的银钱比价之中,受损的只能是普通劳工与当地商人了。

作为一部基于1988年博士论文基础上的著作,彭慕兰对中国北方区域的“经济之死”作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正如他详细地解析的那样,黄运作为一个没有“官方”命名但自20世纪初就开始“死亡”的具体区域,这里有着1500万的人口,包括了河南、山东西部等与黄河相交之地。在19世纪时,这里曾是中国北方的核心区域中的一部分,随着国外压力和影响增大,国内由此而面临的挑战和回应措施都使得这一地区越来越边缘化。彭慕兰将这一清晰的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The
China Journal

济宁虽然深处内陆,但其人文历来鼎盛,不但哺育出孔孟之类的伟人,且在历史中高官巨儒亦不少。即使在其边缘化的沉寂时期,与省内其他地方相比,尽管经济垫底,但所产生的有影响力的官员也冠绝全省。在北洋时期,当地就出过两个总理。因此,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政商关系网,同时地方势力也比相邻地区强大得多。他们当然有能力将当地自外于全国的贸易体系,甚至控制着货币的流通。彭慕兰认为,这恰恰是山东地方政府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他们为了更多的财政收入,而阻止了市场的融合。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研究,它可以作为关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的重要著作。彭慕兰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The
China Quarterly

这种地方势力也出现在美棉的推广之上,且抵抗更烈。而且这种抵抗不仅出自当地上层阶级,而且出现在贫困阶层。

作者简介

南京政府所引进的北美棉花,本是非常适宜于北方大地的经济作物,尤其是黄河泛滥区的沙地。其种植的技术相当成熟,且收成远比种植中国棉花或者其他粮食品种要高得多,无论对于官方还是对于普通农民,这无疑是件相当有利可图的事情。然而,推广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在鲁西北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在条件更佳的鲁西南则遭遇败绩,本应该成为济宁一带最大宗的外销产品,并能为当地带来滚滚财源的美棉,却成为本来分歧颇深的济宁上下层之间弥补罅隙的纽带。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
1958—)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2013—2014),“加州学派”代表人物。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荣获1994年费正清奖)、《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荣获2000年费正清奖、2001年世界历史协会年度图书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与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等。

彭慕兰探究其原因,发现源于美棉自身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其种子退化较快,一个是其成熟期晚两至四周。这两个特点分别成为当地头面人物与贫困农民厌恶的焦点,体现了头面人物的冷漠,也突显了当地赤贫的现状。

马俊亚,1966年生,江苏冰阳人。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等。金属质感分割线

因为种子退化快,得不停地补充新种及技术支持,必然会让外部力量进入这个封闭的地区,让农民对纱厂的人及育种站的人产生依赖,这就让在此地根深蒂固的头面人物在乡村治理中面临新对手,而这却是他们所恐惧并且深恶痛绝的。作者分析到:“手上掌握粮食来维持当地政治统治的优势,有时使其他地方的乡村精英们对盈利性经济作物带来的机遇熟视无睹;保护者们这种偏爱食粮胜过盈利的心态,在像鲁西南这类土匪猖獗的地区中可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目录

像成熟期晚几周这样的事,则是触犯了当地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当地严重的燃料不足,必须靠拾荒来弥补。那么每年收获时期进入别人的农田里,去捡拾地里留下的秸杆甚至作物本身,成为贫农们的天然权利。他们在其传统的拾荒之时,不管美棉是否成熟,就冲到田里抢棉,常常把棉田糟蹋殆尽。这种抢棉行为其实在鲁西北也有,但因美棉推广而设立的棉业公会与地方头面人物紧密合作,采取各种措施很容易地抑制这种行为。但鲁西南的社会结构,却注定棉业公会难以在这里推行开。

译者序

鲁西南的乡村分化,比起鲁西北似乎更加严重。在济宁一带,处于中间阶层的农民很少,而贫困人口却很庞大。而且相比其他地方已经逐渐市镇化的村镇,这里的村镇也更加保守封闭得多,也更加的军事化,村庄往往由一个或几个家族控制。这些强大的家族,非常强烈地抵制着哪怕是官府的势力。棉业公会的根基在县城,得到了县城精英们的支持,他们代表着县城权力向乡村的延伸。而在很多地区,确实也深刻地改变着当地社会。这自然动了乡村家族的奶酪,因此也引发他们的激烈抵抗。“让良种棉失败,可能牺牲了乡村豪绅某些潜在的收入,但这并不会威胁到他们对当地社会的操纵。不过,在这件事上与政府进行合作,则确实会造成这样的威胁,并可能导致对当地精英统治的进一步侵害。”

中文版序言

由当地燃料的短缺,作者还分析了黄运地区生态的恶化。黄河的不断泛滥是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但在治理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则加速了这种恶化。在1890年之前,黄河基本上每二十年就要大修一次,这给黄运地区带来巨大的资源。但像治黄这样的大工程,并非如国外工程一样,是由专业工程人士来设计并负责的,而是由地方各阶层精英商量着来办,以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也必然带来工程质量的粗劣。一位美国工程师考察黄河治理之后,提出了在下游修筑石头堤坝,可以一劳永逸治理好。但当地石料短缺,得从外面运进来,耗资巨大。谁来承担这笔费用,引发很多的争议。其实,就如书中所提到的,当地人更喜欢修建高粱杆的埽坝,因为这样的堤坝需要不断地开工建设,“以利于承包人”。同时,把河水逼向对岸,则是中国人的普遍自保习惯,一旦洪水来临,就先扒开对岸的河堤,让汹涌的河水在对岸泛滥。

鸣 谢

为了弥补黄运地区的生态恶化,当时政府在这一带进行了植树造林活动,种植下很多的树木幼苗。但这些幼苗的成活率只有区区的百分之二还不到,原因是当地贫穷农民将这些幼苗,当成柴火拔出来烧了。

导 言

彭慕兰在书中称,中国大部分人口稠密之处,基本上是位于中国繁华之处
,但在黄运则是个例外。在分析黄运生态恶化原因时,他说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还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大运河的停运,黄运地区与其原来的物资供应地失去了联系,且又找到新的供应地。其二是市场在这里失效,因而造成了当地的孤立。其三是未能阻止当地人在对生态极为关键的河堤、边坡及林地上打草伐木。作者感叹到:“恶劣的交通、不明的产权以及普遍的动荡加剧了黄运的生态危机,并封死了市场解决之路。”

区 域

书中所描述的情形让人绝望。其实并非只有作者所研究的黄运地区如此,在更大范围上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只不过没有黄运地区尤其是鲁西南那么严重而已。面对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三角,存在于中原到华东一带。三个顶角可以选择济南、郑州及南京三个城市(并不包括这几个城市),基本上黄河泛滥区及相应的淮河泛滥区,均在这个大三角里面及周边。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是生态恶化很严重的区域,同时也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区域。这里泛滥成习,盗贼蜂起,饥荒连连,战火频仍,暴动不断。中国两大王朝的农民皇帝,均产生于此区域中。这里表面看是中国最稳定的核心区域,但其实此区域在历史上的动荡,也是最为严重的。此三角区域在近现代进程中同样面临着从中心向边缘的转移,那种被边缘化的巨大失落感,以及转向不再受国家重视而导致的资源丧失,并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当地人民怨气冲天,并对当时国家政权有了离心之感。

时 段

回到彭慕兰所描述的黄运地区。他认为导致黄运地区这种腹地坍塌、生态恶化的原因,是“由于国家注重更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中国国家构建战略的变化导致了黄运被‘牺牲’”。19世纪外敌环伺,叛乱不断,迫使国家改变建构战略,走上自强之路。国家的富强与独立,被置于人民福祉之上,一切皆会围绕着它进行。自然政府的眼光也就从腹地转向了沿海,从北方转向了南方。在此过程中,以前占尽优势的腹地就被牺牲掉了。在清末,原来大量投资于治黄与维护大运河的资金,被挪用到南方的平叛与减税,新军的培育,对外的赔款,以及北京和天津的现代化项目上。黄河治理责任的下移,与大运河漕运的停止,对于北方腹地尤其是黄运地区来说,更是毁灭性的打击。

国家、市场及其在黄运的融合

黄河河营的撤销,让很多当地人失去了谋生渠道,而这些人无疑会增加当地的离心倾向。大运河的漕运停止所带来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以前对黄运地区来说,那是一条黄金水道,带来当地的繁荣与稳定。这也是明清用以稳定此地区社会的国策之一。但为了维护这条水道,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巨大,其实是让富裕的长三角来承担的。漕运废止,是长江下游诸省福音,亦是黄运地区的噩运。在1901年之前,每年有三千艘商船云集临清,而之后则几近于无。不但商业与资金受损。以前黄运地区所需的石料与木材,皆是通过漕运而来。而石料与木材来源的丧失,更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生态恶化,也让普通的百姓的生活急转直下。黄运地区,尤其是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南,成为一片被废弃的土地,也将成为一块反叛之地。

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发展

近代中国的富强之路,是时势的必然要求,其战略从腹地转向沿海,也是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的。但从清廷到民国,政府太过于从国家构建角度来思考,并从经济上着眼过多,从而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构造,忽略了在某种程度上说辽阔国度社会稳定是优于经济发展的,从而造成了腹地坍塌,导致国家构建战略的失败。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差异巨大。中华文明源起于北方,但南北朝之后,经济中心则不断南移。但中国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且承担对付北方威胁之重任。资源严重不足,因此才有修筑大运河之事。黄仁宇的《明代的漕运》对此有论述。在如此辽阔疆域之中,内部自然经济条件差异很大,一直实行着中央集权,必然带来南北双方的互耗。任何政策均有着跷跷板效应,抬起一头必压低一头。清廷与民国为图存力保江南发展,停止漕运,却带来了黄运的社会崩溃,政权分崩离析。

治水与国家的构建:理论透析

彭慕兰在结论中意味深长地说:“许许多多的农民从这种国家构建中选择了共产主义:这种选择至少首先允诺腹地的人们,他们无需等待核心地区的发展浪潮蔓延到他们那里就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第1章 地方利率的故事:信贷和货币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区域模式

山东的地区性信贷市场

地方经济差异的持久性

信用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边界

区域性的货币市场

经济地理中的政治:当地的公共财政

经济地理中的政治:超地方的权威和政治自卫

经济地理中的政治:私人收益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配:强大的势力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配:普通百姓

割裂的市场和区域经济形式

结语:割裂的市场与国家构建

第二章 社区、强制和棉花:农业改良和社会分层

新的农作物品种

拾荒与生存

看青活动与“棉业公会”

区域变化与当地领袖

渗透性、开放性和社会经济的变迁

第三章 生态危机和“自强”逻辑

市场、国家和生态

封闭、燃料短缺和伐木砍樵

燃料短缺与“自强”逻辑

当地的努力:植树造林及其不满

生态、交通和边缘化

第四章 任其自便?中央政府的退出

中央政府的退出:新的优先、新的紧缩与错失的机会

轻视的加剧:地方瘫痪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秸秆与石头:落后技术的循环

黄运的黄河治理

水患的重新分布

第五章 灾害应对

水利失修的经济成本

士绅与外国人

国家的分裂与水利治理:军阀时代

官府、乡村豪绅与地方反抗

工程师与士兵

结 论 黄运、中国与世界

附 录

人名译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序言

本书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始于1985 年,论文完成于1988
年。那时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变化,尽管其意义还不甚明了。

从长远角度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是具有中国背景和外国背景的中国史研究者们在大约三十年的基本隔绝后,重新进行了交流。尽管相关人士显然均受其益,但开始阶段总是别别扭扭,因为太平洋两岸的学者们要竭尽全力来弄懂对方所提出的问题类型。当我1985
年抵达山东,并说明我的研究范围是20
世纪该省西部的一个特定地区时,大多数人认为我不是对义和团起义、就是对抗日战争发生了兴趣。当我说明我主要对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发生的事感兴趣时,这意味着不足为道。从20
世纪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的角度来看,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对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或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来说,这并非关键所在。但从我受训练的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恰好是这个地区突发重大事件产生了相对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中,更为细致的考察成为可能,并且能使我最感兴趣的事能够以研究实现;我感兴趣的事是:曾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京师咽喉”的大运河,在沿海轮船和南北铁路的网络中,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对他们生于兹的地区被边缘化做出怎样的反应。我的一个相关的兴趣—试图解释施坚雅所用的中国史的地理依据的分析方法,较多地关注人类对地貌的改变、修正—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当施坚雅的著作在美国背景的中国学领域风行之时,它在中国却没有引发人们太大的兴趣。

其时,在西方学者中间,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向。第1种趋向是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心态史。这受到了来自文学和人类学中被称为“批评理论”和“文化史”(尽管这两者并非一回事)的新方法的推动。那些希望从社会科学中借来方法以提供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史学家们,经常发现实际情况比其预想的要更复杂,而与其定义相比,总有太多的例外:这种情形特别适用于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们,他们的模型是源于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欧洲经验,其追随者们似乎很少能满意地加以应用。新文化—心态史反对重视对模型的研究,尤其反对重视对事件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相反,它主张考察单独的事件或文献,来理解它们对与其相关的事物的可能的意义。这牵涉再造那些曾用来解释其世界的类型,而不是引进我们的类型,即便某些类型对我们如何分析这个世界极为关键。同时,新史学强调我们不能为所有有所关联的事件提供一个单一的解释:当我们可能揭示某些已成共识的假设时,我们几乎总能发现不同的人以极不相同的方法经历着同样的事件,并提醒我们在判定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个具有优势时,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价值珍贵的著述已大量出版、并将继续出版时,它们还引导着我们离开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的历史问题: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是如何出现和垮台,为什么富裕和贫穷像现在这样分布,为什么在某些时空中产生了大量的抗议运动而其他时空中则没有。本书从另一个方面仍然着重研究这些问题。

第二种趋向具体说来与中国史研究具有更多的关系。没有人能对世界上最大的农民革命背景的中国提出异议,这场革命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没有人能否认现代中国(以别于20
世纪后期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鲜明之处主要是由一个具有农民背景的政党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从20
世纪50 至80
年代,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著述,其目的在于解释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在50
和60年代集中研究旧士绅如何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之后,20 世纪60 年代后期至80
年代中期,集中研究农民自身的社会史日渐增多(在这个阶段的许多时间里,美国与越南以及其他地方具有农民背景的革命运动的开战,无疑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强度)。这些研究源于那时历史编纂学的传统。

但到我着手这项研究之时,这种传统已成明日黄花。已现端倪的文化史转向意味着对农民学的冷落。不是人们不欢迎农民学对事件的解释(实际上,研究印度农村的学者们的成果,作为底层运动研究的一部分,曾极其令人振奋),而是我们发现,让这种方法变得实用的记录实在太少。其间,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研究趋向似乎也偏离了农民学。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对“红”的强调后,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对“专”的培育,导致了对群众运动(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中心地位的重新评价。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对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与以往相比,较多地强调了其作为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并对作为这场运动中潜在的现代化人物洪仁玕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这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早期迹象。地方史和回忆录(如《文史资料》丛刊)的大量涌现,也使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当地革命活动中哪些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由中共从外部派来的组织者,而是进步的学校教师和青年等。

这种偏离农民运动的变化作为历史的主要原动力很快也在西方汉家们中间体现出来。并且,由于20
世纪80 和90 年代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始出现新的发展面貌,此前许多19
世纪后期和20
世纪初期出现的、很像是历史死结的现象—广告和商业文化、中产阶级的市民团体、西方训练或西方影响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兴起等等—似乎再次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伴随着向文化史和心态史的转向,这些趋势导致了像我这一代受西方训练的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更加注重中国的都市。卷帙浩繁的重要著作涌现了出来,但也付出了代价。这种新的著述通过提醒我们都市的事件和角色,把某些不平衡的现象进行了重新梳理,但有时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并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农村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尽管本书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相对贫穷的地区,但当其出版时却备受好评(获得了那一年美国历史学会现代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它并不能与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至为关键的大部分争论—那些关于性别角色的变化、市民社会的出现、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出现的讨论—一一吻合。但近年来学界的发展大概使本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比其首次出版时意义更大。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对中国环境史的兴趣越来越大。由于这项研究主要与治水—既包括黄河,也包括大运河—密切相关,本研究与这种类型极为吻合,并且,这项研究成了更大的西方汉学家研究群体(包括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埃多德•弗美尔[Eduard
Vermeer]等人)的构成部分。他们运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所倡导的方法,试图把一个特定地区在长时段里的环境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而当我对这个地区进行更细致的考察时,我开始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其他环境问题—特别是与砍樵伐木和燃料供给有关的—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总之,尽管通常游离于标准经济学(如,柴禾很少通过市场获得,并因此被人均年收入的估计所忽略)之外,这个生态方面的变化的影响之大足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趋势,这仅是在我观察具有巨大市场的商品时所获得的。今天,人们对当代的生态问题和历史上环境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书所关注的另一个与目前似乎特别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经济财富方面的地区性分化。当然,与任何规模庞大的社会一样,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较富和较穷的地区,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自然资源、政府的政策或特定地区的文化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差异。不过,近年来,中国某些地区经济的快速成功已经造成了更大的地区性经济差异,并增加了人们解释这些差异的兴趣。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强调华北沿海和内地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也可能是开启了一项新的有意义的研究。基于一百年前的条件与今天的条件明显大相径庭,本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似乎与此密切相关:加入到国际经济中的沿海,与并非全因地理因素形成的内地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差距吗?或者说,用来支持经济增长或保护其免受帝国主义侵害的政策加剧了内地的困难吗?在这个阶段的华北实例中,本书证明了政府的政策确实使得这个地区变得更加贫穷—沿运地区一度被政府特别关注的事实,说明这样的一种变化极为痛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会发生同样的事。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之一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支持沿海、损害内地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对外国威胁中国主权的一种反应—今天的情形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从那时起,在其他研究中(既包括拙著《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研究更晚近些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的系列论文),我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对正在发展着的、重新形塑的中国地区之间关系的干预,对某些地区有推动作用,但这极大加剧了其他地区的困境,并短暂地把中国某些最肥沃的地区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而把这些地区与新的海外贸易伙伴联在一起)。这些扭曲了的地区性的变化,反过来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政府维持基本秩序的能力,极少能提供推动现代发展所必需的服务。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把本书中的事件视为较大模型的构成部分,这个模型把中国不同地区的成功与失败联系在一起,并有助于我们解释腹地与晚清和民国政权相疏离的原因。

更为普遍的是,对当代全球化的争论,既激发了对这种通常被80 年代和90
年代初期的后现代史学家们所回避的大规模变迁叙述的兴趣;并且还激发了对研究帝国主义的新兴趣,部分原因是由于19
世纪后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似乎特别预演了当代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按照这种趋势—包括某些我认为肤浅地把帝国主义与市场融合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无视其代价的新著作—我认为本书的分析,特别是对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做出的政治决策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缜密的思考,相比其初撰时,与今天的关系更为密切。

同时,本书对一种特定变化进行了关注—20 世纪20
和30年代机器棉纺厂赞助的新棉种的推广—这显示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哪个地区可以在新机遇中获得优势。另外,它还证明了影响全部社会经济现象—对新棉种的接受、农村社区与都市信贷市场的关系、对治水危机的反应—的社会结构的同样特征,本地区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从义和团运动—正如周锡瑞所描述的那样—到这个地区早期共产党的活动)形成了不同的地区性反应的特征。在尝试把环境、日常社会类型和特定群体的物质利益与社会运动的类型联系起来考察时,本书大量地利用了20
世纪70
年代的社会史资料。当这些著作较多地注重研究中共主要根据地的地区的形成、因而当试图解释当地对革命的参与时,本研究则考察了一个采取更为迂回的路线才转向革命的地区。相比于那些形成了根据地的区域,对于这个地区的阐释将更少使用政治变迁这一维度。如果这个地区没有成为中共的重要资产,它肯定会成为且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负担,部分原因是由于水灾、匪患及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无法在当地得以控制;而持久的混乱(与成功的革命动员相比,其英雄气魄要少得多)也是中国20
世纪早期政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

由于新的著述使我们更加了解国民党可以在某些地区进行相当成功的建设,那么,为什么其他地区却显示出直到解放战争后才能够被治理就变得更加有趣。我想,至少问题的部分答案将把根源归结为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地区性推力的变化,而某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则加剧了其他地区的“衰落化”—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在那时不得不时常担忧极为脆弱的国家处在被威胁的环境中。我希望本书对揭示这些推力聊尽绵薄之力,而从这些方面来看,不少仍与今天的状况息息相关,这丝毫不值得欣喜。

彭慕兰

2004年8月31日

文摘

黄运、中国与世界

黄运的故事需要并提供了一种把我们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的两个相反的印象合到一起的新方法。首先,我们有着关于19世纪及20世纪初中华帝国衰落的熟悉画面。这种衰落在中央政府对农村控制的缺失及履行基本职能(维持秩序、防治自然灾害和抵抗外人入侵以保卫中国主权)的糟糕表现中反映了出来。在黄运所发生的事件,为这种趋向及某些估算这些趋向对普通民众影响的基本途径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记载。无论如何,更近期的文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20
世纪初中国国家构建的图画,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发展与1949年后出现的最强大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学术研究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大都市—的互补性及现代国家的需要,并指出了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相并行的国家构建。

上述两种趋向都是实际存在的。总的说来,它们要求我们越出单纯直线论或是单纯的循环论的模式,这两种模式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变量论在什么时期全都按同一个方向移动,并在整个国家(或至少在一个宏观区域)中是这样的。我们还需要使用新的模式来理解这种地方性的现象,诸如村庄为外来者提供的可渗透性,以及村民们在更广阔的网络中寻求机遇的意愿。这些现象通常被认为一起发生了变化,并被认为要么沿着直线型、要么沿着循环型宏观层面的变化模式在发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些变化通过社会结构中的地方性差异折射出来的时候,可渗透性和开放性才变得格外分明,并且反映了更广阔世界发展趋向。

有人可能会指出,那个时期中国四分五裂的特殊性并不符合适用的共性,从而试图调和两种均有充分的文献根据但却截然相反的故事的存在;有人甚至可能会说,在那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并不具备使用“国家”这一称谓的条件。然而,这样的一种思路并不能令人满意。它没有为我们的发现提供组织的框架;它还忽略了在其广阔的国土上确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北京和南京政府的存在、在一些重要事务方面省际合作的持续,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所作的跨越清与民国分野的民众和资源动员手段的延续性。总之,它忽略了各自统治着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要多的同样广阔的省政权的存在,这些政权在调度基层社会时,有时显示出惊人的能力。

这项研究一直试图系统地分析与国家构建同时发生的国家放任,以弥补对这个时期的中国国家进行的放弃归纳。我认为,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个趋向中的一些规律都指向了这些趋势之间的联系,这些趋势反过来显示出了可以理解的历史逻辑。一个首要的区别,存在于国家作为资源的榨取者与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并因此是资源的分配者)的能力之间。毫无疑问,正如那些观察国家构建进程的人所强调的那样,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政府盘剥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就像杜赞奇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这种榨取的效率极为低下,从农民们那里榨取来的许多东西依然被地方上的征收者所操控,但国家和各省所得的收入也增长很快。即便我们对北京和南京中央政府的“国家”称号持保留态度,我们仍将发现其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无论如何,受到削弱的那些人,是国家税课征收中具有独占性的人物,如县级以下的官员、土匪、省里的官僚、秘密社会、军阀和其他也从百姓那里榨取更多资源的人。

与不对等的榨取者们增加相联系的,是资源分配中惊人的低效;并且,主要是作为一个有效公共秩序、治水等事务提供者的国家,其低效与由此造成的失败吸引了认为这个阶段里中国国家已崩溃了的学者们的关注。与之相匹敌的军阀们的盘剥,提供了在没有改善服务的情况下,农民负担上涨的最清晰案例,尽管这些掠夺仅覆盖了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部分时期。但即使在黄运的重要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当地的掌权者们仍在进行苛重的榨取,而在其使用时几乎没有进行协调;在黄运南部,县级以下的掌权者们所掌控的大规模实物征纳,比过去更廉价的体系提供了更少的治水服务,这里的治水活动成为一种持久的日常例证。把盘剥与提供服务区分开来,还使得我们把国家构建和国家崩溃的混沌状态进行地理上的分解;然而,对这个阶段进行研究的主要著述极大地忽略了这种地区性的差异。战略意义较大和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等),国家加倍扩大了其影响力,而不让其他的竞争者来控制正在创办的机器工业。另外,这些地区强大的商业经济,不但使得可以在本地征收税收,而且使得这些收入能更容易地流通和分配。结果,人们看到了萧邦奇、裴易理、斯泰芬•麦金龙等人所指出的,在核心地区国家和社会的同时强化。人们还发现在这些地区中,国家既变成了一个更加成功的捐献者,也是一个更加成功的榨取者—尽管警察、公共卫生和其他关键服务看起来确实得到了改善。因此,对这个地区的研究所见到的国家构建过程中,在地方层面上,看上去与现代欧洲早期阶段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很好理解了。并不是这些地区缺乏孔飞力、杜赞奇等人所强调的县级以下的贪员婪吏,而是这些地区的民间士绅和越来越积极的国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尽管如此,正如本书在叙述交通、治水和植树时所强调的那样,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为取得在沿海地区所显示的活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部分代价是国家从其过去极为重视的地区退了出来,而此时这些地区既不能提供充足的财富、也没有足够的外国威胁来留住负担沉重的政权的兴致。同治中兴(1862—1874
年)似乎是一个转折点,河漕剧减使得削减长江下游税收成为可能;然而,在国家忽略包含在这些政策中的对运河维护和对内地黄河的治理变成制度化之前,竟花费了30
余年的时间。

过于狭隘地强调财富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的中国政府成了这些地区富裕阶级的俘虏。当这些群体明显地强大,并值得国家像对待江南这样的地区予以某些关注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的国家仍然极大地独立于任何特定的阶级。另外,财富并不能单纯地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黄河资金方面的变化,让我来仅举一个例子。许多靠近黄河河口的县—利津、滨县等—与山东黄河上段各县一样的贫穷。资金从上段大量移入下段,与国家在威胁最大的沿海地区保卫其主权的自身利益的影响极大,远大于受沿海各县任何特定阶层的影响。这种从地理上对中国国家变化的分析,转而导向了本书所试图强调的另外一个方面。尽管近年来,我们对盛清时期的中国国家情况了解得非常多,但对1850
年以后的国家所做的研究,几乎没有看到这种重新评价的含义。有人认为,我们所描绘的18
世纪极富成效的国家的图画,正凸显了这个国家后来的衰落;无论如何,我们远远没有做到对传统的明清国家欲做之事进行不断深入的理解。即使是讨论20
世纪早期中国新型国家构建的著作,也往往趋向于20
世纪早期中国政府“自觉进行现代化”导向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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